一大早整理郵件看到的轉寄文章人生就像不斷走秀。從上台到下台，
想要讓自己的生命漂亮的走完全程，
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這一篇文章來自商業週刊，說的是中國＂台流＂的問題。
但是在阿牛看來，不論是在世界任何角落，每天絕對充滿著許多抱著夢想但卻破滅的悲慘故事，不僅僅只發生在中國。
這篇文章最值得讓國外發展夢想的我們最警惕的地方應該是如同文章所說：
有意到中國發展的人，至少要具備資金與能力二者之一，才算有了基本條件。但除此之外，對大陸社會、法律、文化種種層面的了解，也是缺一不可。
當然，這個＂中國＂兩字，改成＂國外＂更是恰當！！
國外生活不比國外，當然一切都要＂小心＂為上。
這篇文章依舊可以聞到刻意強調＂外國夢就是美＂的感覺。
為什麼在國外生活就一定是＂高人一等？＂外國生活就是比台灣生活更＂美＂？
不論在台灣，在中國，在澳洲，在美國．．．．．每個人不是都只是在為自己人生打拼，差別的只是每天面對自己的家＂我回來了＂是不同的地方而已嗎？
阿牛認為：
國外發展不應該被當成是台灣生活面臨走投無路時才充滿期待的最後籌碼。
出國發展不在年齡的早晚，而是必須符合自己的人生規劃和心中有個堅決的自我信念。
如果等到因為環境所逼才準備尋找新大陸發展，這樣的時機真的都晚了．．．．．
而原文提到嘗到失敗之後的重新振作過程：
失意台幹有兩個翻身的模式，一是開個小資本的餐廳；一是運用過去的人脈，修正錯誤，重新出發。不論何種方式，重點都是不要急著投資，而是要「蹲點」一段時間，有把握後再放手做。
這樣想辦法繼續活下去的企圖心，難道只適用在國外嗎？！．．．當中年失業之後，想要重新在社會上站起來，＂開小資本的生意，或是小心分析再出發＂都是再自然不過的思考方式．．．．
更不用說像下面這樣的狀況：
職位被大陸人取代，或是自己耽於酒色不能自拔之後，聚集在東莞一條叫「厚街」的地方，靠著積蓄、台灣家中接濟甚或欺騙的方式維生。
不論是在台灣或是澳洲，類似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
只是在國外生活，這樣的人性鬥爭看起來更激烈而已。
※完整原文：
（但是還是希望可以直接至商業周刊網站閱讀，連結請按此）
商業周刊 第736期 2001-12-31 撰文者：黃惠娟
台灣人到大陸，是不是一定過得好、成為高人一等的台商？有人被台灣老闆解僱，有人數度創業、生意失敗，如今每天以燒餅打發兩餐，或甘願領五千元人民幣的月薪，卻不願意回台灣。從上海到東莞，這一萬個失敗的故事帶來什麼教訓？他們在等什麼？
中國夢是否一定很美？讀者是否可以想像也有台灣人在大陸，住月租人民幣一千五百元、只有一個房間、衛浴在屋子外面和大陸人共用的「公房」，和當地人擠公車，包一個人民幣五元的便當？或者到大陸被裁員，無固定工作，只靠人民幣一千元過一個月？
人們常認為移居上海或大陸的台灣人過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沒想到，不止是上海，全中國目前已有為數不少的一群台灣人，他們暫時沒有工作，或已持續幾年找不到工作；他們習慣於當地的生活成本，或是寧可忍受比台灣低的生活水平，在中國等待機會。這群人隱身在中國的各個角落，有人則如「中國吉普賽人」，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有一個新名詞稱他們為「台流」。
他們靠人民幣一千元過一個月；
他們沒有工作、習慣大陸的生活水平；
他們在城市間流浪，他們是「台流」
「台流」這個名詞來自於「盲流」。「盲流」是中國大陸用來形容無戶籍、無固定居住所、無固定收入，並竄流在大都市角落的大陸外地人。「台流」如今泛指沒有固定工作的台灣人。
翻開這一個個流落異鄉或暫時失意的台灣人的故事，我們發覺淪為或暫時成為「台流」的這群人，有些的確是已成為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員，中國低廉的生活成本，更合適遠離台灣那些令他們所不願面對的現實；但新近成為「台流」者，有更多卻是寧願忍受惡劣的生活條件與環境，執意追求一個更大的「中國夢」（見本刊第八十四頁文）。這一大群淪為台流者的故事，真實的反映了這個世代兩岸經濟快速變動下的「大時代的故事」。
「台流」人數最多的地方在東莞。很多人都聽過，東莞有個「台商流浪村」，在那裡有許多十多年前開始到中國去幫老闆打拚的台幹，或甚至本身就是老闆的台灣人，在公司經營失敗、職位被大陸人取代，或是自己耽於酒色不能自拔之後，聚集在東莞一條叫「厚街」的地方，靠著積蓄、台灣家中接濟甚或欺騙的方式維生。
在東莞經商的吳淑姿，有一次在深圳機場等人接機時，碰到一位伸手向她借錢的男子。這名男子以「錢掉光了，沒錢回台灣」為由，向她借旅費。吳淑姿從對方顫抖的雙手，感覺到他不是一個熟練的說謊者，但還是掏出港幣四百元（約合新台幣一千六百元）借他。回台灣後，吳淑姿拿出對方留下來的身分證影本及聯絡電話，好奇的撥電話去。結果，那支電話的主人說：「小姐，這裡沒這個人，妳已經不知是第幾個打電話來要錢的。」這回覆不禁讓吳淑姿意外，但她還是為那位「台流」感到悵然。
在東莞的台流有多少人？這個數字無法精確估計。不過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台商掀起另一波上海投資熱後，東莞失意台商的戲碼重新在上海上演，所不同的是，上海的生活壓力更大，生活成本遠較東莞為高，他們隱身在大上海的各個角落，面貌顯得更為模糊、多樣。
「早期到上海的台商，整體而言素質比台灣差，有不少是去跑路的。」一位已在上海十年、現在經營旅行社代辦業務的人說。
紀先生被人倒帳
身無分文到上海，願領人民幣五千元月薪，
老闆反而起疑心；
每天買一個一塊八毛的
燒餅打發兩餐。
紀先生（化名）就是早期因跑路而不得已到上海的典型。一九九四年，在台灣經營印刷工廠的紀先生，借給朋友的新台幣兩千萬元跳票，跳票隔天他就被地下錢莊的人帶走，將四張信用卡都刷爆，信用破產，十天後，他人像沒魂一樣的出現在東莞，半年後又被東莞公司排擠，攜著太太北上上海找機會。當時，紀先生的身上僅剩人民幣一千兩百元。
紀太太到南京的親戚家借了人民幣一萬元安家，他們先在上海普陀區類似台灣公寓的「公房」，租了一個月租人民幣二千五百元、「側身才能過」的房子，才開始找工作。「當時在路上碰到台灣人，都會跑過去跟他們講講話，心裡覺得親啊！」紀先生說。
那年年底，紀先生終於在一間台灣人開設的禮品店找到工作，當時台灣老闆問他薪水怎麼給，他答說看老闆的意思，老闆就開出月薪五千人民幣的價碼，孰料就因為他答應接受五千塊的「低薪」，老闆反而起疑，「開始要翻你的底，出門辦事都不讓你帶公司的圖章。」紀先生說。
因為住得遠，紀先生每天五點要起床，趕六點出門，隨便在路邊買一個一塊八毛的燒餅當早、午餐，換兩班公車，趕在八點半以前到辦公室。當時的公車雖在起站，仍要人擠人爬窗搶位子。
在上海稍能立足後，紀先生開始恢復印刷的老本行，當起印務的掮客。剛開始一個月只有人民幣兩千元的收入，時有時沒有，天天都在盼著領錢，因為那一天他就可以犒賞自己，拿兩塊錢去買一瓶尖庄酒。他記得當時最沒尊嚴的一件事，就是上海帳房給錢都是一毛一毛的零錢給一大包，他只好再坐一趟公車到其他台商那兒，將零錢換回大鈔。
每天都是一包生力麵加兩個丸子當晚餐，吃了一年的生力麵，一九九七年底，紀先生終於又爬起來了。一九九九年，他回台灣將債務還清，一下飛機就被當票據通緝犯扣住了，一個星期後還清所有債務又回到上海。
一直到今天，擁有三部車、現在自己開公司、公司年營收人民幣上千萬元的他，每天出門還是會買一個燒餅當早、午餐，以警醒自已不要再過那樣的苦日子。「我太太在台灣時，一個星期要花新台幣五千元打胎盤素，來中國時卻連想喝一瓶雪碧的要求，都不敢跟我提。」他說著，強忍住不能在初次見面的記者前掉下的淚水。
陳華立三次創業失敗，賠掉人民幣上億元；
不願被一人當兩人用，又怕丟了飯碗；
「十多年來，想回台灣回不得。」
另一種台流的典型，則是帶錢到中國投資，卻因不了解當地法令或被騙，而無顏回台灣見江東父老的典型。
陳華立（化名）來中國至今十多年，創業三次卻失敗三次，光是自己的資金就賠掉人民幣四千萬元；至於賠掉多少股東的錢？陳華立赧然的說：「至少上億人民幣吧。」
三次創業之後，陳華立怕了，他沒有本錢再創業，也不敢再創業。在失業一段時間後，台灣一家上市公司轉投資的企業延攬他當副總經理，陳華立如履薄冰的經營，但也因為屢創業屢敗，他自此也喪失擴張經營的魄力與雄心了。十月底，母公司的大老闆巡視上海的業務，要求他兼任另一家公司的副總經理，一人當兩人用，以節省外派人員的成本，就讓陳華立左右為難。他害怕好不容易在上海擁有的這麼一個飯碗，又搞砸了。
陳華立說，幾乎所有在大陸失敗的台灣人，若不是被大陸人騙，就是新來的台灣人被老台灣人騙。這些人有家在台灣歸不得，有些是家裡接濟他們繼續在上海「找機會」，有些根本就是東騙五十元、西借一百元在度日。陳華立雖然現在不至於借貸度日，但內心裡仍舊十分失意，「我父親四十多年來想回大陸不可得，我卻是十多年來想回台灣卻回不得。」身為外省第二代的陳華立悲哀的說。
劉文華失業兩年，窩在家看ＶＣＤ，
身上僅剩下人民幣兩萬元的存款時，
還跟朋友借了七十萬元開餐廳。
當然也有些失意的台商，因為大陸消費低，物質上並不失意。
劉文華三十八歲時跟太太離婚，那年一個人帶著十萬美元來中國闖蕩，他的心願是要開一家每天早上有員工排隊升旗的工廠。他當時告訴自己，可以在中國失敗，卻不能在台灣失敗，因為不想破壞他在兩個跟著媽媽的女兒心中的形象。
劉文華做過直銷，開過工廠，一共換過八張名片；一九九七年，劉文華宣告失業，剩下的一點保命錢，他捏著不敢用，每天看二月河（編按：《雍正王朝》作者）寫的歷史小說，要不就窩在家中看ＶＣＤ，開始長達兩年多的「台流」生涯，家中現在還有多達五、六百片的ＶＣＤ。
早期曾從事鑽石直銷的他，風光一時，早在一九九五年就買了房子，甚至進口了一台凱迪拉克轎車。因此，不向人借錢、不應酬也不打牌的他，即便在一九九九年底，身上僅剩下人民幣兩萬元的存款，周遭的朋友也未曾察覺他已失業兩年有餘。
一九九九年底，位於上海市內的漕河涇工業區內的漕河涇公園內，有一座位於湖中央的茶館要承租，從沒做過餐廳的劉文華聽說這個消息，因為喜歡地點，當天晚上就付了訂金，付完後戶頭內僅剩三千元，根本不夠讓一家餐廳開張。
劉文華從父親及朋友處借了七十萬元，開起第一家「楓林小館」。餐廳賠了三個月，隨後他抓到經營的訣竅後，才有起色，至今楓林小館已開了五家分店，在當地頗有名聲，目前還在物色第六家店的店面。「在我最潦倒的時候，朋友卻以為我還很有錢，才會介紹這個機會給我。」劉文華坦承因為別人都沒看出他當時的落魄，才會有那麼多的機會。
比較起上面幾個例子，比較令人驚心的是，近幾年淪為台流的台灣人，尤其是在大上海地區的台流，許多是被當地人所取代的台幹；他們很多學歷高、過去薪水也高，經驗豐富，卻仍然無法避免在大陸淪為失業族群。
留美碩士程舒宜是網路泡沫下的失業族
回台灣因「高齡」而找不到工作
身上只剩回台灣的機票和半個月生活費
程舒宜（化名），三十九歲，台大畢業後還赴美拿了一個碩士，學歷與外型都響噹噹，離開台灣時，曾擔任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特別助理，年薪超過新台幣百萬元。兩年後被一家網路公司延攬到上海擔任公關總監。當時，程舒宜下了破釜沈舟的決心想到上海發展，打包了十幾箱的行李到上海去。
剛到上海時，公司幫她租了一間位於上海最有懷舊風韻、宋美齡故居所在地的衡山路的公寓。去年十二月，網路公司泡沬化，台灣老闆雖直言她做得很好，卻仍要她走路，而當時公司已欠了她三個月的薪水了。然而，人事令發下的隔天，就要她搬出公寓。「當時上海人都在看笑話。台灣老闆對台灣員工都這麼狠心，哪裡會對他們好呢？」程舒宜說。
程舒宜失望之餘曾再回台灣找工作，無奈多數公司對三十五歲以上的履歷表列為拒絕往來戶。今年八月，她又回到上海，中間雖有在北京的短暫工作，但三個月內因股東間的利益衝突被犧牲而再度失業。總計至今已過了八個月無固定職業的日子。
住慣了舒服的房子，回到上海後，程舒宜雖然失業，搬到仙霞路附近月租兩千五百元的小公寓裡，但兩房一廳的家仍擺滿了優渥時期生活的雜物，音響、電腦與一大落的書櫃一應俱全。以前出門都「打的（叫計程車）」的她，現在只能擠公車和走路，為了怕被當地人聽出口音因而哄抬價格，她都會多走十五分鐘的路，去統一訂價的家樂福買菜。
程舒宜坦承自己身上只剩下一張回台灣的機票，以及只夠用到月底的存款；不過，低潮時就會去算命、自己也懂卜卦的她說，年底會有個轉機，目前仍單身的她會有一樁好姻緣。更何況上海一個月除去月租，只需要一千元就能生存，她並不太擔心未來。
台灣落難「大哥」老侯，開家庭賭場
人民幣一萬元起家，月賺兩、三萬
三個月後就在上海「自立」了
近幾年到上海當台流的，還包括不少失意的上市公司老闆，以及屬於「大哥級」的幫派分子。
老侯（化名）是台灣著名外省掛幫派的「空子（下面沒帶兄弟的大哥）」，因為「一清專案」的緣故，三年前在台灣混不下去，搭飛機從澳門轉進上海。身無分文的老侯在澳門典當一支勞力士表，換得人民幣兩萬元，抵達上海後，將其中的一萬元寄在好友處當保命錢，開起家庭賭場謀生計。
在上海擺家庭賭場的訣竅，就是不能超過兩桌，否則公安就來找麻煩了。客人打四圈可抽一百二十元，一天下來可抽七、八百元，一個月也能掙得人民幣兩、三萬元（約合新台幣八到十二萬元），老候第三個月就在上海「自立」了，還向朋友誇口說，現在可以買第二支勞力士表了。「這是求生的本能，只是從台灣帶到上海罷了。」常被老侯約去打麻將的朋友說。
在上海聚集最多台灣人與台灣店面的仙霞路，走進一家紫滕美容健身休閒世界，拐上二樓之後，才發覺別有洞天。這裡指壓、美容、健身房一應俱全，更別具特色的是，十二間麻將房都煙霧瀰漫、座無虛席，還有一半是台商太太們來光顧的，一小時只收人民幣二十元的場地費，連當地人都負擔得起。
在台灣經營娛樂業已日漸蕭條、一年前來上海發展的方經理說，整個上海光是由無業的台灣人所經營的家庭麻將，至少有幾十處。方經理說，這裡有很多失意台商會來打牌，「失意的人回台灣還是失意，況且牌桌上才容易碰到朋友，是一種治療，也是交際場合。」
像程舒宜、老侯、失意時的陳華立及紀先生，以及流連在麻將間與三溫暖的台灣人，隱身在大上海的各個角落。「至少有一萬名台流在上海，光是虹橋附近就有八十個賭場。」陳華立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台流」滯留大陸？建弘投信駐上海代表胡世傑以「國際移動線」的概念，很貼切的形容這一群到中國打拚的台灣人。
胡世傑指出，根據統計，能跨國工作的人口約占全球人口的二％，其中的一個百分點是政治難民；另外一個百分點的人，可用「國際移動線」的概念來解釋，亦即要有語言能力、一定學歷、創業家精神、工作經驗的人，才有能力成為在國際上移動的勞動力。
然而，因為兩岸語言相通、文化差異不大，這條國際移動線的標準因而往下降，許多無法移動到其他國家的台灣人，即便在競爭力上還不足以成為國際移民，卻仍然得以移動到中國大陸工作。
尤其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在全球一枝獨秀，相對的，全球包括台灣的經濟成長都趨緩，無疑是吸引這麼多台灣人到中國的主因。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因在台灣無法承受現在更為嚴峻的工作挑戰，轉而到看似較為容易有機會的中國尋求他們的發展。
就像六十一年次的鍾文原，從小就不愛念書，高職都沒有興趣念完，服完兵役後，在花蓮的老家也找不到好的工作，他身在北京擔任外商高階經理人的大哥，年初就請上海的朋友幫他找了個師傅，讓他到上海當地的花店當學徒。
鍾文原不愛念書，高職都沒念完，
到上海當學徒、開花店。
經營花店競爭激烈，明天在哪裡？
今年七月，鍾文原以月租人民幣二千五百元的租金，頂下靜安區延安高架路旁的一片小店面，自己開花店。開始了每天九點開店到晚上九點關門，一週七天全年無休的花店生涯。和當地人一樣，他每天一早到市場花兩塊錢買兩個包子後，騎單車去開門，中午請鄰居幫忙看店到附近買個便當，一直到晚上九點收工回家，胡亂下個麵，就算結束了一天。
問他生意好嗎？他雖一邊說：「還行。」一邊又說，光是短短一條街上就開了四家花店；還好別人不知道他是台灣人，否則恐怕會影響生意。他簡陋的店面前稀稀落落的擺著幾盆隔天一早客人要的花，黝黑粗壯的手擺弄著鮮花，在十二月陰雨的上海，特別有落寞的感覺。
鍾文原說，他還年輕，還可以磨，雖然業績還不夠好，但他想等過完農曆年後，再看看是不是再換個店面。他的上海生活就是花店，沒有台灣朋友，也沒有娛樂；支持他繼續往前走的信心，就是在北京的大哥的鼓勵，以及中國會比台灣好的單純想法。只不過，像花店這樣進入技術障礙相當低的行業，他的獨特競爭力在哪裡？鍾文原並沒有細想。
過去在台灣，很多人都說找不到工作還能回家種田。像鍾文原這樣的台灣人，過去在台灣經濟起飛時，可以雨露均霑的安居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大傘下；然而，隨著台灣經濟成長趨緩，所有的人都要曝露在嚴厲的生存競賽中，無人能倖免，大陸就成為他們夢想中的逃城。
老台灣人騙新台灣人
前仆後繼，中國加入ＷＴＯ後，將有四千萬人失業，
大陸將不再是創業者的天堂。
不論是生意人或小老百姓，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將希望寄託在中國；但從這麼多台流慘痛的經驗，卻可以發現，中國夢並非簡簡單單、隨手可拾。
有意到中國發展的人，至少要具備資金與能力二者之一，才算有了基本條件。但除此之外，對大陸社會、法律、文化種種層面的了解，也是缺一不可。
劉文華指出，失意台幹有兩個翻身的模式，一是開個小資本的餐廳；一是運用過去的人脈，修正錯誤，重新出發。不論何種方式，重點都是不要急著投資，而是要「蹲點」一段時間，有把握後再放手做。
在上海，頂下一家店只要人民幣五、六萬元就搞定，不少台灣人趨之若鶩，誤以為此地是小資本家的天堂。以仙霞路為例，方經理就指出，八成的店面都是台灣人開的，但有些店面一年甚至可轉手三次之多。老台灣人為了早點認賠出場，騙新台灣人趕緊租下店面；新來的台灣人貿然接手後，連賣些什麼都沒評估好，結果重新裝潢後又賣同樣的東西，一樣血本無歸。
上海台商聯誼會會長張福美就指出，有一家人興沖沖的由台南搬到上海賣米粉和麵線，結果賠了新台幣一千萬元，現在全家人又默默移居回台，「他們在台灣時，生意很好啊，哪知道，上海人覺得米粉是乞丐在吃的。」
很多人將中國視為對大環境失意下的出路，不過，根據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的預測，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之後，將會產生四千萬的失業人口，這個統計絕不是危言聳聽。
事實上，中國加入ＷＴＯ後，昭示的是全球化的浪潮，終於要叩向最有成長潛力的經濟體。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在中國自己也將面臨強烈競爭，中國作為最後遮蔽的天堂，恐怕也會快速喪失，屆時想做台流都不可得。
曾有在中國的台商感嘆的說：「一流的人來中國還是一流，二流的人來中國只會變為三流。」相當貼切的說明了喪失個人競爭力在全球都無立足點的情況。因此，如果你是位於國際移動線上頭那一％的人，不論台灣或是中國，都能任你馳騁；如果你是屬於其他的九九％，你還能不枕戈待旦嗎？
給我自己和所有在這個世界上努力的朋友：
加油、加油、加油！！！！！！！！！
放這一張幹嘛？．．莫名其妙！！
